第2章 理想是鸡蛋，现实是铁蛋(1) 在讲我们为什么要办假证，而且是假离婚证之前，现在，可以详细介绍下我和大宝了。

我，姚奋斗，男，八○后吧。八○后就八○后，为什么要加上“吧”呢？因为我出生于公元一九八○年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情人节这一天，好了，如果你有心，翻翻万年历，这一天的农历正是除夕的前一天，腊月二十八，也就是说，按农历算，我属于己未年，十二生肖属羊。八○后这一拨人已经长大了，结婚的结婚，有娃的有娃，当年说八○后是脑残一代的人，不好意思，他们的孩子正在经历脑残一代。八○后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生力军。所以我愿意说我是八○后。但我又深知，我更接近七○后，他们身上有的一些优良品质我似乎都继承了，比如危机感强、忍耐性强、谦卑、谨慎，等等。不多说。多说就不是七○后了。

二○○二年夏天，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除了刀郎唱的一首歌《二○○二年的第一场雪》，我一件也想不起来。但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是大事：我大学毕业了，从北京一所所谓的高级学府毕业了。那年，“98新闻”四十三个人的就业情况十分有意思：

三人毕业即创业，开了公司，公司地点在北京；

四人被保送读研，学校在北京；

五人进了外企，均外派海外，但关系在北京；

六人考上了国家各部委公务员，工作在北京；

七人考上了北京市公务员，工作在北京；

八人凭自身本事考上了研究生，学校在北京；

九人进了各种企业，还是在北京。

只有一个人，做了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辞别北京，直取南方。不用说，这个人就是我，姚奋斗。

告别首都的那天中午，送别的队伍特别壮观，四十二比一，四十三个人挤上一台公交车，整个车都要炸了。几个女同学围着我，一一话别，说了一大堆字数多得长微博都装不下的我早已忘掉了的酸词金句，只有一个女生的话我至今记得。这个考上了中宣部公务员的女生说：“奋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咱们班的新闻理想就靠你去实现了，加油。”这话当时听了挺热血，若干年后想想，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到了北京西站，站台票一买一摞，吓坏售票的白胖阿姨了，这架势。站台上，老实巴交的班长，开始发挥他最高领导的作用。他即兴发表了一通告别演说，题目是“站在人生的站台上”，大意有两层：一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日的分开，是为了明日的相聚，大家不要悲伤。其实大家一点也没悲伤，被他这么一说，大家就悲伤了，于是互相回忆往事，憧憬未来，几个眼窝子浅的女生泪水涟涟，好像要送走的是她们。二是，姚奋斗同学无组织无纪律，一人甩掉全班同学，凤凰东南飞，以后班里的足球队再也组织不起来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司职守门员。其实，不是没有人愿意司职守门员，而是每个队员都自信心爆棚，一个个脚臭得很，却争着要打前锋。

班长的演说一结束，悲伤扭转成为控诉。大家不约而同痛批我一句话：有异性，没人性。

根本没有我表达的机会。大家排着队，和我拥抱，互道保重。要不是我缩短拥抱、拍背时间，火车开了，我都完成不了任务。就这样，我说完第四十二个“保重”后，匆忙上了车，挥手致意，目送他们一一消失在那个酷热的七月。

只有我一人离开北京，南下深圳，而且干着专业最对口的事：新闻，记者。

至于为什么独独我离开北京，确实应了同学们说的：有异性，没人性。

我的女友，在深圳。

大宝，像个男人的外号，但在我这里，ta是个女的。

真名：柴美好。

介绍她，不用假模假样说“八○后吧”，她是正儿八经的八○后，公元一九八一年出生，广东人，确切点，半个深圳人。什么意思？出生在广东梅州，没错，就是那个足球之乡，也是叶剑英的故乡。深圳经济特区是一九八一年成立，她出生呱呱落地第二天，父亲作为工程兵就到了深圳，她七岁后，当老师的母亲带她一起随迁到深圳，生活、学习、上大学，再也没离开深圳。

大宝就像她的名字“美好”一样美好。自小生活在城市里，家庭条件不算很好，但作为第一批闯深圳的拓荒牛之家，也差不到哪里去；父母不是官一代，也不是富一代，但素质上乘，家教不保守不开放，正常人家。这样一个家庭里出来的女儿，基本上都是一个乖乖女形象，大家闺秀吧。大宝五官端正，身材上等偏下，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在文艺青年中算普通青年，在普通青年中算文艺青年。反正，距离二逼青年有较远的路要走。世间最好的女子就是这样的吧。

大宝大学毕业那年，中国发生的大事，人人皆知，根本不用动用脑神经。那是多灾多难的二○○三年，非典之年。那年，深圳是全国的重点监控区，深圳人去哪里都要遭“重点保护”，很多人更是“谈深色变”，更别说去深圳投资、考察、旅游、探亲了，当然外地院校应届毕业生去深圳求职的也少了许多。深圳大学文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柴美好，因祸得福，求职应聘、各种考试时少了很多来自北京、上海、武汉等名校的竞争对手，按照她爹妈的要求和规划，顺顺当当地考上了深圳市的公务员，单位有点偏门，叫档案局，但瑕不掩瑜，有什么关系，更何况这个单位办公位置就在深南大道边上，地王大厦和市委市政府斜对面，这在当年，属于说一不二的市中心、cbd。公交车站在那一站叫“市委”，在那里上下班，优越感油然而生，公交车乘务员报站都要站起身来报“市委，到了”。你说好不好？

档案局适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部门，肯定是办公室，文件的上传下达，领导的讲话稿、局里的简报信息、一年一度的总结和计划，等等。乖乖女大宝谈不上有多聪明，但有一点继承了她当兵的父亲的性格，那就是不怕苦、老实。吭哧吭哧，小老黄牛一样，笼头前没有草料诱惑，也会埋头往前奔。受了委屈，打死也不说。工作的事，当父母的事；同事的事，当自己的事。脸上的微笑，一天到晚像画上去似的。机关最需要这类人才，低调、朴实、肯干事，至于工作难度，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游刃有余四回不用费工夫，五回六回不用喝酒也可以学武松打老虎。

乖乖女讨人喜欢，人缘不错。人气有了，运气跟着来。二○○四年年底，档案局一个副局长升官了，调到市委办公厅，顺带又把大宝带了过去。工作地点挪了不到一公里，做的工作还是文件处理小科员一个，但牌子更响了，一周五天有模有样地进出市委大院，上个厕所，下个楼，一不小心转角就碰上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一市之首，不得了啊。

柴美好的美好人生，一度让我感到“亚历（压力）山大”。

尽管我们早早就走进了人生的坟墓，婚了。

我和大宝成了各自班里最早为人夫、为人妻的先锋榜样。有时候，也是嘲笑对象。

如此早婚，当然是在父母的授意、规划和安排下。

决定结婚那天很有意思。

那天是二○○四年的平安夜。在大宝家吃饭，四人晚餐。气温骤降，吃的是火锅，热气腾腾，温馨极了。大宝她爸戒了多年酒，突然悄悄抱出一卷旧报纸，慢慢解开，嗬，清香扑鼻，老茅台。她爸真把我当成初出茅庐少见世面的毛头小伙，上下护着白得发黄的瓷瓶子，得意地问：“奋斗，知道这是啥吗？”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这东西我都不知道，记者白当了。但我不好揭穿，故意装傻，摇头。

“周恩来的外交故事，知道吗？”

我继续摇头。

大宝看在眼里，踢了我一脚。

我赶紧应道：“我想起来了，茅台，国酒啊！”

她爸道：“对了，这酒快三十年了，知道怎么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