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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护士推着车走了出去，我紧随其后。

走廊上。

我问她，“姥姥的病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听医生说，最多有两个月的存活期。”

小护士说着，双眼充满了忧伤。

作为医护人员，她虽然见惯了医院里的生生死死，但我依然能感觉到她对姥姥这样一位慈祥善良老人的即将离去而表示出的惋惜和不舍。

“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吗？”

我的心里充满矛盾，我知道这是不治之症，但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就像妄图在空中抓起一颗暴风刮来的种子，希望的种子。

“癌细胞扩散得很快，已经转移到了其他脏器，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也无能为力了。”

小护士的话专业、干练，带着忧戚。

我想起姥姥以前说过她的肩膀疼，十有八九是癌细胞转移造成的。

都怪我平时没有注意奶奶的病情，哪怕早几个月发现也比现在好。

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这长长的走廊就像一个冰窖，让我呼吸急迫，胸前像压着一块石板。

人总是在黑暗中后知后觉，等到觉察出前面的危险，一切都晚了。

“你要坚强一点，多给奶奶做一点她喜欢吃的，顺着她，不要惹她生气。”

我点点头。

“你今天就做得很好，我看奶奶看见你的奖状后，气色都比昨天好多了！”

是的，姥姥最希望的就是儿孙有出息。

我小时候，姥姥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送我上学，把我送进校门后，姥姥会在校门外站立好久。

她最尊敬的人就是识文断字、学识渊博的人。

小小的学堂，是她儿时朝思暮想的圣殿，但旧社会的女孩，有几个能上得起学，腰无半文，口粮都吃不到月底的曾祖父又哪有余钱将姥姥送去读书。

旧社会老百姓的穷愁潦倒和凄惶是我们永远都体会不到的。

西北的冬天，异常寒冷。

我上的小学教室是老式的平方，没有暖气，诺大的教室只靠中间的一个小煤炉取暖，每个学生每学期有两次生炉子的值日机会。

这是姥姥难得的进入学校的机会。

每当值日那天，天还没亮，姥姥就会把我喊起来，早早出门去学校。

西北风刀子似的刮过我们的脸，枯枝无力地吱吱作响，电线上的水结成了冰，街上的行人用大衣将自己捂得紧紧的，瑟缩着身子匆匆行走。

教室里没有人，姥姥将预备好的柴火煤炭堆成一堆，很娴熟地就生起一堆旺火。

旺火烘的教室就像一个烤箱。

同学们都穿得像个棉花包似的，陆陆续续走进教室，跺一跺冷的发麻的双脚，享受这难得一遇的温暖。

上课了，姥姥还不愿走。

她在教室外面踯躅，隔着玻璃看着我们读书，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听我们朗诵的内容。

姥姥一直觉得，一个人最珍贵的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喝到的墨水，读到的书。

一个有知识的人，就像黄河两岸的杨柳，高洁，正直，哪怕落光了叶片，只要学了文化，有了知识，只要待得春来，又会蓬勃奋发，枝叶繁茂，高耸云天。

这是姥姥的哲学。